forcode:导师要求我们写一篇论文参加7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人口会议,于是我仓促中利用2002年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的数据库写了这篇论文,这篇论文的文献综述方面肯定是准备不足的,不过重点在于练习用比较有点技术含量的logistic回归在做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学到的很多东西,至少建立了一点自信心:我也可以做研究了。在此之前,虽然也学习了不少理论,也学习了高级社会统计学的课程,但是心里没有底,不知道从何下手,有了这次的经验,以后也敢对别人说:我会做研究了。不断练习不断进步。有不足之处,欢迎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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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相关因素分析
吴 锋
【摘 要】"丧失理论"认为,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是老年人自杀的重要原因,研究影响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相关因素有助于预防老年人自杀并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本文基于2002 年的中国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在考虑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情况下,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了身心健康和社会支持明感济ic 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结果表明,
【关键词】老年人自杀 自我价值感 社会支持 自我认知 丧失理论
一、 研究背景
自涂尔干的《自杀论》以来,自杀问题研究一直是社会学有所作为的一个特殊领域。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激烈转型,自杀率也居高不下,老年人自杀问题尤为特殊。"与全国总人口相比较, 老年人口的自杀率明显偏高" [1],"全国疾病检测系统1999年检测报告表明,人群中粗自杀死亡率为14/10 万,而在5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粗自杀死亡率则高达38/10万" [2] 。而且,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口自杀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3]。我国学者(穆光宗,2002)提出的解释老年人自杀的" 丧失理论"认为,老龄化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生资源不断丧失或者说丢失的过程 [4]:( 1)肌体健康的丧失;(2)"角色" 的丧失;(3)社会地位的丧失;(4)理想或价值感的丧失;(5 )"养老支持"的丧失;(6)孝文化的丧失。其中,"自我价值感"的不断丧失作为解释老年人自杀的一个变量而得到强调,因此,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研究有助于预防老年人自杀并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
"自我价值感(self-esteem或self-worth )是'自我'领域的研究热点" [5]。但国内对"自我价值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青少年自我价值感的研究,而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研究则较少。国外对"自我价值感"的定义主要有两种:(1)罗森堡( Rosenberg,1965)把自我价值感定义为"对自我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态度"。(2)库珀史密斯( Coopersimth,1967)认为自我价值感是表达在个体对自己态度里的个人价值判断 [6] 。这两种概念在本质上差别不大:自我价值感是个体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总体上可以表现为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
"黑尔斯(Hales,1979)把形成自我价值感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他指出内部因素就是一个人的功用感,外部因素则指来自于他人的赞扬" [7] 。黑尔斯的分类将自我价值感的变化归因于两个心理变量: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笔者认为,影响自我价值感的因素除了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之外,还应该考虑到事实因素,诸如个人的成就、能力、健康等等,正是由于这些事实因素才造成了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的肯定或者否定态度,而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并不会完全与事实因素保持一致,因此并不能够用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替代事实因素对自我价值感的解释。而他人认知往往是通过他人的言行而被个体感知到并影响到自我价值感的,个体对"他人认知"的感知可以用"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行为"来测量。因此,本文将影响自我价值感的因素分为三个方面:事实方面、自我认知方面、社会支持方面。
二、 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主持的"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项目跟踪数据中的2002年调查数据。原始数据库有 16064个案例,经过筛选排除无回答、缺失值或回答不符合本研究需要的案例,剩下7189个案例。
本研究中,因变量为自我价值感,即"您是不是觉得越老越不中用?",其回答是"1. 总是;2. 经常;3. 有时;4. 很少;5. 从不",在本研究案例中,回答以上五个选项的比例分别是8.4%、14.1%、36.6% 、21.6%、19.3%。为了便于分析,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取值为0 和1的二分变量:选项1、2、 3说明调查对象觉得越老越没用,自我价值感低,编码为0,作为参照组;选项4、 5说明调查对象自我价值感较高,编码为1。二者的比例分别是59.1%和 40.9%。
本研究中的自变量,即影响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变量共分为三类:事实方面的变量、自我认知方面的变量和社会支持方面的变量。
(一)、事实方面的变量主要有成就、能力、健康三类。
成就用"教育"、"职业"、"收入"和"收入是否够用"四个变量来测量。"教育"用上学年数测量;"职业"一项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您 60岁以前的主要从事什么工作(职业): (单选)0. 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1. 行政管理;2. 一般职员 /服务人员/工人;3. 自由职业者;4. 农民;5. 家务劳动;6. 军人;7. 无业人员; 8. 其他;排除回答选项8的案例,剩下的八类职业的比例分别是:5.5%、4.2%、16.2%、1.8% 、60.3%、10.9%、0.7%、0.3%。将职业重新编码成二分变量:0、1、 2、6四类职业为社会整合程度较高的职业,编码为0,作为参照组,3、4、5、7四类职业为社会整合程度较低的职业,编码为 1,0和1两类职业的比例分别是26.6%和73.4%;"收入"排除收入大于99999的案例,用实际收入除以 1000作为定距变量纳入;"收入是否够用"将"够用"作为参照组,编码为0,"不够用"编码为1,够用和不够用的比例分别是82.7%和17.3%。
能力用调查对象患有的14种日常活动能力障碍(洗澡、穿衣、上厕所、室内活动、吃饭是否需要他人帮助,能否控制大小便,能否独自到邻居家串门,能否独自外出买东西,能否独自做饭、能否独自洗衣服、能否连续走两里路,能否提起大约 10斤重的的东西,能否连续蹲下站起来三次,能否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个数来测量。
健康用调查对象患有的"7种不影响智力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支气管炎等、肺结核、癌症、关节炎 )个数"和"近两年的重病次数"来测量。
(二)、自我认知方面的变量主要有以下几个:生活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健康是否恶化、是否感到害怕、自主权。
"生活满意度"变量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1.很好 ;2.好;3.一般;4.不好;5.很不好;8.无法回答;排除选项 8,1-5五类的比例分别是:15.6%、46.5%、32.2%、4.9%、0.8%。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 1、2、3编码为0,生活满意度高,作为参照组;4、5编码为1,生活满意度低;8 删除。生活满意度高和低两组的比例分别是94.4%和5.6%,可见多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
"健康满意度"变量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您觉得现在您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1. 很好; 2.好;3. 一般;4.不好;5. 很不好;8.无法回答;排除选项 8,1-5五类的比例分别是:12.4%、40.9%、34.2%、11.8%、0.8%。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 1、2、3编码为0,健康满意度高,作为参照组;4、5编码为1,健康满意度低;8 删除。健康满意度高和低两组的比例分别是87.5%和12.5%。可见多数老年人健康满意度较高。
变量"健康是否恶化"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过去一年来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有没有改变?1. 好多了; 2. 好一些;3. 没变;4. 差一些;5. 差多了;8. 无法回答; 排除选项8,1-5五类的比例分别是:2.2%、9.4%、52.7%、30.5% 、5.3%。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1、2、3编码为0,健康状况没有恶化,作为参照组;4、 5编码为1,健康状况有所恶化;8删除。健康没有恶化和有所恶化两组的比例分别是64.2%和35.8%。可见大多数老年人过去一年来健康没有恶化。
变量"是否感到害怕"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您是不是经常感到紧张、害怕?1. 总是 ;2. 经常;3. 有时;4. 很少;5. 从不;8. 无法回答;排除选项8, 1-5五类的比例分别是:1.2%、3.6%、20.8%、36.2%、38.2%。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4、 5编码为0,即不经常感到害怕,作为参照组;1、2、3编码1,即经常感到害怕;8删除。不经常感到害怕和经常感到害怕的比例分别是 74.4%和25.6%。可见大多数老年人不经常感到害怕。
"自主权"变量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您自己的事情是不是自己说了算?1. 总是 ;2. 经常;3. 有时;4. 很少;5. 从不;8.无法回答;排除选项8, 1-5五类比例分别是:37.1%、26.1%、22.2%、10.1%、4.4%。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1、 2、3编码为0,即自主权较多,作为参照组;4、5编码为1,即自主权较少;8删除。自主权较多和较少两组的比例分别是 85.5%和14.5%,可见,大多数老年人的自主权较多。
(三)、社会支持方面的变量:"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处在危机之中可以获得的资源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他人、来自群体、来自社区等(Lin等,1981: 74)。社会支持可分为情感支持(如同情、关爱、理解等)和工具性支持(如家屋、财务支持等)(Lin等,1999)。社会支持也可以从感知支持和实际支持方面去理解" [8]。本研究测量的社会支持变量主要有:工具性支持变量为"生活经济来源支持"和"日常照料支持"两个方面;情感支持变量为"平时和谁聊天最多"。本研究还考察感知支持变量,包括"有心事最先向谁说"这样的心理(情感)支持期待变量和"有困难最先找谁"这样的日常生活支持期待变量 [9] 。
变量"生活经济来源支持"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您现在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单选)1. 退休金 2. 配偶 3. 子女 4. 孙子女 5. 其他亲属 6. 当地政府或社团 7. 自己劳动或工作 8. 其他;八类比例分别是:20.8%、2.7%、56.2%、5%、 0.6%、4.0%、9.6%、1.2%。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两个虚拟变量:变量一将1、2、7编码为 1,即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和配偶,其他编码为0,1和0两类的比例分别为33%和67%;变量二将3、 4编码为1,即生活来源主要靠子女,其他编码为0,1和0两类的比例分别是61.3%和38.7%。
变量"日常照料支持"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目前, 当您身体不舒服时或生病时主要是谁来照料您?(单选) 0. 配偶 1. 儿子及媳妇2. 女儿及女婿 3.儿子和女儿4. 孙子女及其配偶5. 其他亲属 6. 朋友/邻居 7. 社会服务8. 保姆9. 无人照料;这十类选项的回答比例分别是:24.9% 、47.2%、9.4%、6.8%、5.2%、1.3%、0.6%、2.2%、 0.7%。1.9%。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两个虚拟变量:变量一将0编码为1,即主要由配偶来照顾,其他编码为0,1和0两类的比例分别是 24.9%和75.1%;变量二将1、2、3、4编码为1,即主要由孙子女来照顾,其他编码为 0,1和0两类的比例分别是68.6%和31.4%;
变量"平时和谁聊天最多"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您平时与谁聊天最多?(单选)0. 配偶; 1. 儿子及媳妇;2. 女儿及女婿;3.儿子和女儿;4. 孙子女或其配偶;5. 其他亲属;6. 朋友/邻居; 7. 社会工作者;8. 保姆;9. 无人聊天;这十类选项的回答比例分别是:26.4%、23.5%、 6.0%、3.4%、4.8%、1.4%、28.9%、0.9%、0.3%、4.3% 。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两个虚拟变量:变量一将0编码为1,即平时和配偶聊天最多,其他编码为0,1和0两类的比例分别是26.4% 和73.6%;变量二将1、2、3、4编码为1,即平时和孙子女聊天最多,其他编码为0 ,1和0两类的比例分别是37.7%和62.3%。
变量"有心事最先向谁说"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如果您有心事或想法,最先向谁说? (单选) 0. 配偶;1. 儿子及媳妇;2. 女儿及女婿;3.儿子和女儿;4. 孙子女或其配偶;5. 其他亲属;6. 朋友/邻居;7. 社会工作者;8. 保姆;9. 无人可说;这十类选项的回答比例分别是:29.6% 、34.6%、8.7%、6.8%、4.6%、1.4%、7.9%、1.1% 、0.2%、5.2%。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两个虚拟变量:变量一将0编码为1,即有心事最先向配偶说,其他编码为0,1和 0两类的比例分别是29.6%和70.4%;变量二将1、2、3、4编码为1 ,即有心事最先向孙子女说,其他编码为0,1和0两类的比例分别是54.7%和45.3%。
变量"有困难最先找谁"在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为:如果您遇到问题和困难,最先想找谁解决? (单选) 0. 配偶;1. 儿子及媳妇;2. 女儿及女婿;3.儿子和女儿;4. 孙子女或其配偶;5. 其他亲属 ;6. 朋友/邻居;7. 社会工作者;8. 保姆;9. 无人解决;这十类选项的回答比例分别是:18.2% 、48.9%、9.5%、10.0%、5.0%、1.3%、2.0%、2.3% 、0.1%、2.6%。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两个虚拟变量:变量一将0编码为1,即有困难最先找配偶,其他编码为0,1和 0两类的比例分别是18.2%和81.8%;变量二将1、2、3、4编码为1 ,即有困难最先找孙子女,其他编码为0,1和0两类的比例分别是73.4%和26.6%。
本研究还将年龄、性别、城乡、民族这四个人口和社会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在所分析的案例中,最小年龄为61岁,最大的113岁;男性人数 3437人,占47.8%,女性人数3753人,占52.2%;农村人数6089人,占84.7%,城镇人数1101人,占 15.3%;汉族人数6785人,占94.4%,少数民族人数405人,占5.6%。变量描述的其他有关信息详见表1。
表1 变量的特征和描述(N=7189) |
变量 | 平均数(% ) | 标准差 | 变量描述 |
因变量 | 自我价值感 | 0.41 | 0.49 | 1为自我价值感较好;0 为较差 |
自变量 | 事实方面 | 教育 | 2.27 | 3.60 | 上学年数最短为0,最长为 20年 |
职业 | 0.73 | 0.44 | 0为整合程度较高的职业;1 为整合程度较低的职业 |
收入(千元) | 3.39 | 3.61 | 收入最低为0,最高为 50(单位:千元) |
收入是否够用 | 0.17 | 0.38 | 0为够用,作为参照组;1 为不够用 |
日常活动能力障碍数 | 3.04 | 3.62 | 最小为0,最大为 14 |
所患疾病数 | 0.45 | 0.70 | 最小为0,最大为 7 |
近两年重病次数 | 0.18 | 0.61 | 最小为0,最大为 16 |
自我认知方面 | 生活满意度 | 0.06 | 0.23 | 0为生活满意度高,作为参照组;1 为生活满意度低 |
健康满意度 | 0.13 | 0.33 | 0为健康满意度高,作为参照组;1 为健康满意度低 |
健康是否恶化 | 0.36 | 0.48 | 0为健康没有恶化,作为参照组;1 为健康有所恶化 |
是否感到害怕 | 0.26 | 0.44 | 0为不感到害怕,作为参照组;1 为感到害怕 |
自主权 | 0.15 | 0.35 | 0为自主权较多,作为参照组;1 为自主权较少 |
社会支持方面 | 主要生活来源1 | 0.33 | 0.47 | 1为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和配偶,0 其他 |
主要生活来源2 | 0.61 | 0.49 | 1为生活来源主要靠孙子女,0 其他 |
日常照料1 | 0.25 | 0.43 | 1为主要由配偶照顾,0 其他 |
日常照料2 | 0.69 | 0.46 | 1为主要由孙子女照顾,0 其他 |
和谁聊天最多1 | 0.26 | 0.44 | 1为平时和配偶聊天最多,0 其他 |
和谁聊天最多2 | 0.38 | 0.48 | 1为平时和孙子女聊天最多,0 其他 |
有心事最先向谁说1 | 0.30 | 0.46 | 1为有心事最先向配偶说,0 其他 |
有心事最先向谁说2 | 0.55 | 0.50 | 1为有心事最先向孙子女说,0 其他 |
有困难最先找谁1 | 0.18 | 0.39 | 1为有困难最先找配偶,0 其他 |
有困难最先找谁2 | 0.73 | 0.44 | 1为有困难最先找孙子女,0 其他 |
控制变量 | 年龄 | 83.60 | 11.39 | 年龄最小61岁,最大 113岁 |
性别 | 0.52 | 0.50 | 1为女性,0 为男性 |
城乡 | 0.85 | 0.36 | 1为农村,0 为城镇 |
民族 | 0.94 | 0.23 | 1为汉族,0 为少数民族 |
本研究因变量"自我价值感"重新编码为二分类变量,采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依次纳入事实方面变量、自我认知方面变量、社会支持方面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建立四个相互嵌套的 Logistic回归模型。
三、 结果分析
表2 影响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相关因素的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 N=7189) |
| 模型1 | | 模型2 | | 模型3 | | 模型4 |
| Coef | OR值 | | Coef | OR值 | | Coef | OR值 | | Coef | OR值 |
constant | 0.196** | 1.217 | | 0.575*** | 1.777 | | 0.278* | 1.321 | | 0.272 | 1.312 |
教育 | 0.047*** | 1.048 | | 0.036*** | 1.036 | | 0.035*** | 1.036 | | 0.032*** | 1.032 |
职业 | -0.343*** | 0.710 | | -0.353*** | 0.703 | | -0.290*** | 0.748 | | -0.255*** | 0.775 |
收入(千元) | 0.020*** | 1.020 | | 0.012 | 1.013 | | 0.008 | 1.008 | | 0.010 | 1.010 |
收入是否够用 | -0.423*** | 0.655 | | -0.131* | 0.877 | | -0.110 | 0.896 | | -0.122 | 0.885 |
日常活动障碍数 | -0.112*** | 0.894 | | -0.083*** | 0.920 | | -0.085*** | 0.919 | | -0.091*** | 0.913 |
所患疾病数 | -0.226*** | 0.798 | | -0.128*** | 0.880 | | -0.133*** | 0.876 | | -0.126*** | 0.881 |
近两年重病次数 | -0.040 | 0.961 | | 0.049 | 1.029 | | 0.027 | 1.028 | | 0.027 | 1.027 |
生活满意度 | | | | -0.516*** | 0.597 | | -0.483*** | 0.617 | | -0.465*** | 0.628 |
健康满意度 | | | | -0.641*** | 0.527 | | -0.628*** | 0.533 | | -0.616*** | 0.540 |
健康是否恶化 | | | | -0.589*** | 0.555 | | -0.578*** | 0.561 | | -0.580*** | 0.560 |
是否感到害怕 | | | | -1.228*** | 0.293 | | -1.236*** | 0.291 | | -1.227*** | 0.293 |
自主权 | | | | 0.280*** | 1.323 | | 0.274*** | 1.315 | | 0.247*** | 1.280 |
主要生活来源1 | | | | | | | 0.005 | 1.005 | | 0.030 | 1.031 |
主要生活来源2 | | | | | | | -0.163 | 0.849 | | -0.167 | 0.846 |
日常照料1 | | | | | | | 0.278* | 1.320 | | 0.305* | 1.356 |
日常照料2 | | | | | | | 0.265* | 1.303 | | 0.278* | 1.320 |
和谁聊天最多1 | | | | | | | 0.199* | 1.220 | | 0.206* | 1.229 |
和谁聊天最多2 | | | | | | | 0.253*** | 1.288 | | 0.263*** | 1.300 |
有心事最先向谁说1 | | | | | | | -0.075 | 0.928 | | -0.084 | 0.919 |
有心事最先向谁说2 | | | | | | | 0.062 | 1.064 | | 0.038 | 1.038 |
有困难最先找谁1 | | | | | | | 0.069 | 1.071 | | 0.082 | 1.086 |
有困难最先找谁2 | | | | | | | -0.083 | 0.921 | | -0.078 | 0.925 |
年龄 | | | | | | | | | | 0.005 | 1.005 |
性别 | | | | | | | | | | -0.070 | 0.932 |
城乡 | | | | | | | | | | -0.062 | 0.940 |
民族 | | | | | | | | | | -0.382*** | 0.682 |
Chi-square | 580.31*** | | | 1223.17*** | | | 1258.37*** | | | 1274.05*** | |
Df | 7 | | | 12 | | | 22 | | | 26 | |
*P<0.1,**P<0.05,***P<0.01。 |
(一)、事实方面的变量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
模型一包括了成就、能力和健康三类事实方面的变量:"教育"、"职业"、"收入"、"收入是否够用"、"日常活动障碍数"、"所患疾病数"、"近两年重病次数"。这七个变量中,除了变量"近两年重病次数"统计不显著之外,其他六个变量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均统计显著。
"教育"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是: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增加4.8%,在其他三个模型中,"教育"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作用均统计显著,但随着加入变量的增加,"教育"变量的 Logistic回归系数稍有减小,这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变量分担了一小部分"教育"所解释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变化。
"职业"为自由职业者、农民、家务劳动和无业人员的这些社会整合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比"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医生 /教师、行政管理、一般职员/服务人员/工人和军人的这些社会整合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小 29%,其他模型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稍有变化,但基本上社会整合程度较高职业的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比社会整合程度较低职业的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要高,这与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论证的观点一致:社会整合程度较高会导致较低的自杀率,"自我价值感"可以作为"社会整合程度"与"自杀率"之间的中介变量,即"社会整合程度"高导致"自我价值感"高,进而导致"自杀率"低。
模型一显示,"收入"每增加一千元,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将增加2%,但加入了"自我认知"方面的变量以后,"收入"对"自我价值感"的作用统计不显著,模型三和模型四分别加入"社会支持"方面的变量和控制变量后,该作用仍然不显著。与变量"收入"类似,变量"收入是否够用"在模型一中统计显著,但在模型二中仅在 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模型三和模型四中均不显著,模型一的数据显示:收入不够用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相比收入够用的老年人要低34.5%。
模型一显示,老年人患有的14种"日常活动障碍数"每增加一种,其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就下降10.6% ,模型二加入了自我认知方面的变量后,该系数有所减小,但在加入了社会支持方面的变量和控制变量后,该系数有所增加。老年人患有的7种疾病数每增加一种,其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就下降20.2% ,当加入其他方面的变量之后,该变量的回归系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在每一个模型中"疾病数"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都要比"日常活动障碍数"的影响大。变量"近两年重病次数"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在所有模型中均统计不显著。
在所有事实方面的变量中,模型一中变量"收入是否够用"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最大,"职业"的影响次之;模型二中变量"职业"的影响最大,变量"收入是否够用"的影响次之,即加入了自我认知方面的变量后,"职业"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相对影响增大了;模型三和模型四中,"职业"的影响均为最大,而变量"所患疾病数"的影响次之。总体而言,职业状况和疾病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最主要事实因素。
(二)、自我认知方面变量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
模型二加入了自我认知方面的变量:"生活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健康是否恶化"、"是否感到害怕"和"自主权"。在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中,这五个变量均在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并且在各个模型中,这五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化不大。模型二显示:生活满意度低的老年人比生活满意度高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低40.3%;健康满意度低的老年人比健康满意度高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低47.3% ;健康恶化的老年人比健康没有恶化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低44.5%;经常感到害怕的老年人比不经常感到害怕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低70.7%,可见老年人的焦虑恐惧情绪会极大地损害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而自主权较少的老年人比自主权较多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高 32.3%,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结果,自主权少的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反而较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使得老年人做很多事情都不如以前了,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做事情做决策的机会越多(自主权越高),越可能遭受挫折进而觉得越来越"不中用",导致自我价值感低。
(三)、社会支持方面变量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
模型三和模型四显示,工具性支持中"主要生活来源"对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没有显著影响,但从回归系数来看,主要生活来源于配偶或自己的老年人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主要生活来源于孙子女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较低。工具性支持中"日常照料"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在 0.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其中,日常照料来自配偶比来自孙子女的老年人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模型三显示:日常照料来自配偶的老年人比日常照料来自社会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高32%;日常照料来自孙子女的老年人比日常照料来自社会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高 30.3%。
模型三和四均显示,在情感性支持方面,和孙子女聊天最多的老年人比与配偶或者社会其他人员聊天最多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更高。和配偶聊天最多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回归系数仅在0.1 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和孙子女聊天最多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回归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模型三显示:和配偶聊天最多的老年人比和社会其他人员聊天最多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高22% ;和孙子女聊天最多的老年人比和社会其他人员聊天最多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高28.8%。可见,与孙子女经常聊天对于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很有帮助。
模型三显示,在感知支持变量方面,有心事最先向配偶说的老年人比有心事最先向社会其他人员说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小7.2%,而有心事最先向孙子女说的老年人比有心事最先向社会其他人员说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大 6.4%,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即有心事最先向孙子女说的老年人比有心事最先向配偶说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高出13.6%,这其中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一个可能的猜测是:老年人的很多心事(家务、健康、经济)可能与配偶有关,这类心事与配偶交流可能难以获得较积极的反馈,而与子女或者社会其他人员交流反而能够获得较积极的反馈,进而增加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模型四的结果与模型三基本相同。
模型三还显示,在感知性支持方面,有困难最先找配偶的老年人比有困难最先找社会其他人员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高7.1%,有困难最先找孙子女的老年人比有困难最先找社会其他人员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低 7.9%。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反差:即有困难最先找配偶的老年人比有困难最先找孙子女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高15%。对这一反差的可能解释是:孙子女一般可能不与老年人同住,而且孙子女可能有工作或者学业,有困难让孙子女帮忙更麻烦而且耽误他们的工作学习,而配偶就在身边,相互照顾能够给老年人晚年的安慰,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这个结果与感知性支持方面的另一变量"有心事最先向谁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年人遇到困难最先找配偶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较高,但是有心事最先向孙子女说的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更高,这意味着,自我价值感高的老年人在感知性支持方面的特征是:有心事最先向孙子女说,有困难却最先找配偶。
(四)、控制变量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
模型四加入了年龄、性别、城乡、民族四个控制变量,但除民族之外的三个变量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汉族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比少数民族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低31.8% ,这可能是与汉族老年人信教比例较低有关,因为一般而言,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不过,本研究中,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仅6%,所以,这一结论还有待商榷。其他三个变量虽然统计不显著,但从回归系数上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规律:从年龄上看,老年人每增加一岁,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就增加 0.5%;从性别上看,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低6.8%;从城乡来看,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高的发生比要低6% 。
(五)、四个模型的比较:
比较依次加入了事实方面变量、自我认知方面变量、社会支持方面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四个相互嵌套的模型可以发现,模型一有较大的chi-sqare值: 580.31,这意味着成就、能力和健康这些事实方面的变量对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有较大影响;模型二相比模型一的解释能力有大幅度改善,这意味着老年人的自我认知对其自我价值感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模型三和模型四相比模型二在解释能力方面改善不大,这意味着,社会支持方面的变量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较有限,当然这也与本研究加入变量的顺序有关,但对四个模型的整体检验均统计显著。如果综合考虑到模型的简洁程度和解释能力,则模型二是最佳模型。
四、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影响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事实变量、自我认知变量和社会支持变量三个方面的分析,并考虑年龄、性别、城乡和民族因素的情况下,大致得到了一幅自我价值感较高的老年人的"画像":他们一般有较高的教育程度、从事社会整合程度较高的职业、收入较高并且够用、日常活动障碍数和疾病数均较少并且健康没有恶化;这也导致他们生活满意度和健康满意度较高,并且不会经常感到焦虑害怕,但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他们愿意把一些责任交给别人,这可以减少他们面对挫折的机会;他们主要靠自己或配偶的收入生活,主要由配偶或孙子女来照料,平时和孙子女聊天聊天最多,其次是配偶,但他们有心事喜欢最先向孙子女而不是向配偶诉说,但遇到困难一般最先找配偶解决,较少麻烦子女;一般而言,居住在城镇、年龄越大的男性老年人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少数民族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更高些。
上面给出了一幅自我价值感较高的老年人的"画像",而与这些特征相反的那些老年人,一般自我价值感较低,因此,这样的老年人有更高的"自杀风险",对这样的老年人,孙子女应该多给予日常生活方面的照顾,多陪老年人聊天开导老年人,这样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提高晚年生活的质量。
由于本调查并不是关于"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专项调查,有关影响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成就、能力、健康等事实方面、自我认知方面和社会支持方面的变量和信息都是有限的,因此,本文只是在有限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定量研究的一个尝试。鉴于老年人自杀率远远高于普通人群,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又是老年人自杀的重要原因,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 颜廷健(2003):《社会转型期老年人自杀现象研究》,《人口研究》,第五期, P74。
[2] 周脉耕等(2004):《304 例老年自杀死亡者死前负性生活事件分析》,《中国流行病学杂志》,第四期,P292。
[3] 颜廷健(2003):《社会转型期老年人自杀现象研究》,《人口研究》,第五期, P74。
[4] 颜廷健(2003):《社会转型期老年人自杀现象研究》,《人口研究》,第五期, P77。
[5] 刘丽(2004):《自我价值感理论及其对早期教育的启示》,《学前教育研究》,第三期, P13。
[6] 刘丽(2004):《自我价值感理论及其对早期教育的启示》,《学前教育研究》,第三期, P13。
[7] 刘丽(2004):《自我价值感理论及其对早期教育的启示》,《学前教育研究》,第三期, P13。
[8] 李建新(2004):《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一期, P43。
[9] 李建新(2004):《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一期,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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