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绝望彷徨中的研究生自白：我的大学(学术生涯篇)

作者：李继宏 | 2003年07月28日 17:50 | 原始出处： 世纪沙龙
【内容提要】:
相比其他一些朋友和同学，我常常觉得自卑。现在回头看来，大学四年，做各种各样的兼职大约用去了一年半，玩乐用去约摸一年，剩下专心读书的时间恐怕只有几个月。直到大二，我的愿望还是当个诗人，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书不是小说，就是《鸥北诗话》、《卞孝萱年谱》之类和专业无关的书籍。前些天看到北大哲学系李俊兄写的回忆录，发现很多他中学甚至小学就看过的名著，我至今仍只是知道名字而已，不由十分羞惭。像我这样从乡下来的孩子，父母都是文革中被鄙视的黑五类，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前半生逃亡在外，当然没有知识来指导我看书。我又不像李俊兄那样天生好学，平时的日子多半和一帮调皮的乡下孩子逃课去捏泥人，或者甚至到山上偷摘水果解馋，根本没有什么去书店看书的念头。后来算是喜欢看书了，看的也多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作品，《红楼梦》、《西游记》等至今尚未看完。像我这样不像杨昂兄那样出身世家，也不像李俊兄那样天生聪明，喜欢上学术，或者说喜欢上读书，纯粹是意外后果；也许正是"第三条道路"吧。
对自己所学的专业——社会学——产生真正的兴趣是在大二下学期的时候。那个学期我上了大学里面最重要的两门课：蔡禾老师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王宁老师的《消费社会学》。蔡禾老师当时是系主任，又带着几个博士和硕士，但就是这样忙，他给我们上课还是非常认真。他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掌握十分出色，课也讲得清楚动听，正是在他的课堂上，我才对社会学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王宁老师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社会学博士，讲课从来不看课本，一个人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前沿的东西。这两个老师共同的长处不仅在于学问好，而且对学生也非常好，对学生的提问总是很谦虚，用一种探讨的口气来激发我们的求知欲。
必须承认，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好的老师通常会给学生指出一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道路，一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生活方式。至少蔡老师和王老师对我的影响是这样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试着写一些调查报告。
那个学期开学之前的寒假，我们家乡，也就是潮汕地区正开始流行外围彩，一种非法赌博活动。很不幸，我父亲也陷进去了。因为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都反对，家里日子过得很惨淡。尤其是母亲的痛心让我十分难受，然而我无能为力，在说服父亲的努力失败之后。我原谅父亲，对一个因为文革遭受到的非人待遇而贫穷了一辈子的中年人来说，这是他所能看到的赚钱的捷径；而且，他参与也无非是为了让我那多病的母亲不再因为穷困而不敢去医院，让我们兄弟能穿上几件跟得上人的衣服。我的无能为力持续两个多月，直到对涂尔干有所了解之后。
那时我的社会学观仍是科学主义的，认为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以对它的科学认识为基础。我想，既然我没有能力说服我父亲，就试图认识外围彩的本质吧，兴许可以帮助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也就间接解决了我的家庭问题。于是在3月份间，花了一些时间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写出来之后，分别拿给蔡老师和王老师看。蔡老师悉心看了之后，赞扬了一通，并指出了一些要修改和注意的地方。王老师也一样给予我很多鼓励和帮助，还建议我投送有关刊物，说是够水平发表。我那时受宠若惊，特别是蔡老师在课堂上当众表扬我之后。于是我听取了两位老师的意见，认真修改了那篇文章，投到了学校学报，并寄送了一份到广东省政府。
很快就收到了广东省信访办公厅的回信，信中对我表示了一番感谢和赞扬，我信心又增加了一些。这期间开始阅读一些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包括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并开始去系里资料室阅读几种英文的专业期刊，如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和International
Sociology。对社会学的了解越多，也就越喜欢这个学科。正是在那个时候，我萌生了以后要当一个大学教授的愿望。
然而我很快就遭受到学术路上的第一次打击。那篇文章送到学报之后，学报的编辑按照惯例交给我们系的王宁老师（也就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至于匿名评审则完全是唬人的），一方面文章是事先得到王老师认可才投稿的，另一方面王老师也存了提携我的心愿，所以专家评审这一关很快就过了。那个暑假没回家，留在广州做兼职。有一天到系里去看有没有信件，碰到副系主任李伟民老师，他问我是不是投稿给学报了，并说学报也把稿件送给他评审，他觉得我写得很好，通过了，说是很快会发。我听了很高兴，我四哥那时住在我宿舍，一起去吃了冰淇淋以示庆祝。接下来的日子精神焕发，毕竟，能在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本科生还是很少的，何况当时我还小，看了中大学报的宣传口号，什么核心期刊，双十佳的，以为就更加厉害了。暑假剩下的日子除了帮中大出版社校对书稿，陪四哥在广州走走，上网聊天和玩游戏，居然也开始看一些比较高深的书来，比如《超验现象学和欧洲科学危机》。后来倪梁康老师和夏可君老师在和我的谈话中得知我看的第一本现象学著作竟然是这个，都觉得不可思议。
很快就开学了，但等到学报第五期出来，我还没看到自己的文章。失望之余，亲自跑到一教后面的学报编辑部去问，赵洪艳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稿件被撤下来了，原因是什么终究没说。我向来比较有礼貌，看她尴尬的样子，心中觉得很是过不去，连忙说"没什么没什么"，并道歉说打扰了，退了出来。上面已经说过，我心智鲁钝，至今仍想不出学报为什么要退我的稿件，只是猜测有可能因为我是本科生，他们觉得不够资格在那号称南方第一高校的学报上发文章罢。如果这次打击早了几个月，也许我就放弃了，不那么喜欢看书。然而那个时候我对专业已经上了瘾，正读得津津有味，很快也就置诸脑后，继续在做兼职和玩乐之余痴迷于看专业书籍，和一些哲学著作。
如果说大二下学期使我找到进入社会学的道路，那么，大三上学期我才开始了真正的朝圣之行。那个学期也有两门课对我来说很重要，李文波老师的《经济社会学》和刘林平老师的《组织社会学》。李文波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班里的女同学都说保养很好，养颜有术；但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学生非常好，现在想起毕业前为了我的毕业论文，她请我吃饭的情景，心里总是禁不住黯然。她的课堂最大特点就是开放，给学生很多讨论的机会。我们班的同学发言都比较活跃，对经济社会学的了解也就比较深。讲到"新经济社会学"的时候，这在美国是非常热门的分支，国外学术杂志上很多相关的文章。我因为看得多了，发言中引用了一些，李文波老师居然对我另眼相看起来，让我去参加她给我们系研究生上的课。那次课上我做了发言，师兄师姐都很宽容，对我表示赞赏。这些都给我莫大的鼓励。
刘林平老师性情直率，脾气也暴躁，上课的规矩很多，比如不能迟到，不能说话。曾经有个女同学迟到了3分钟，想进课室的时候被他赶出去。但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而且也喜欢学生和他争辩。我上课常常因为发言和他争吵得面红耳赤，下课继续讨论的时候就温和多了。他布置课程论文的时候对参考文献的要求十分严格，事实上我们班的同学上刘老师的课，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并且养成了杜绝剽窃抄袭的好习惯。有一天晚上10点多，我忽然接到刘老师的电话，让我去他家一趟，口气好像很紧急。我借了同学的单车向飞奔西区过去，路上担心他家是不是有了什么问题。谁知一进门，他提着一袋苹果对我说："这是某某同学刚才提来的，他走的时候我忘了还给他了，你拿回去给他吧。"令我更吃惊的话还在后头，他拿起一个苹果对我说："刚才我女儿不知道，吃了一个，我另外买了一个还他，你记得告诉他。"我回到宿舍跟同学一说，他们都当场厥倒。但正是这件事让我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耿介。
有天上组织社会学，有个女同学说在网上看到我写的论文，关于拜神消费的，我吃了一惊。回到宿舍用google搜索，发现原来消费社会学的课程作业被收到中国学术城去了。那篇作业是我写的第三篇学术论文（第二篇是述评《文明的进程》的，后来发表在世纪中国），王宁老师很满意，几个朋友也很认可。我自己贴在西祠胡同的"社会学天地"上，没想到会被收录到中国学术城里面。当时我还没去过那个网站，也不认识我的朋友徐晓宏，更不知道是他在主持，只是看了里面的文章之后，觉得有点高兴。因为在同一个栏目里面我看到了李猛老师的文章，我的文章能和他的文章放在一起当然非常值得骄傲，后来又发现其他文章也多是一些国内的教授或者知名学者写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报退稿给我造成的伤害。
差不多同时，我因为去上过研究生的课，并且发言了，王宁老师的研究生陈胜开始和我熟悉起来。我们经常结伴去王老师家请教一些问题。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见到王老师家里从英国带回来的很多书籍，当即垂涎三尺。借了一本Soci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Martin
Hollis写的，那是我看的第一本英文专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兴趣开始转向了社会理论。我如饥似渴地将那本书反复看了两遍，班里有些同学开始觉得我很厉害起来，竟然看英文书（因为我们的专业英语要等到大三下学期才上）。既能学到东西，又能让人觉得自己很厉害，确实是件美好的事。于是看完这本书之后，开始到系里资料室借英文书，把那些著名的作品，如Weber的Economy
and Society，Durkheim的Suicide等都借出来。王老师家有些晚近的名著，如Giddens的，Bourdieu的，Habermas的，基本都被我借过。这段日子是我进步最快的时候。
当时是2001年，我们系庆20周年，我被分配主编我们系的学生刊物《社会风》系庆特辑，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激励。期末的时候写学期论文，我花很多时间写了《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的初稿，写完之后刘林平老师和李文波老师又是表扬又是指正，弄得我有些飘飘然起来。经过他们和王宁老师的指点之后，我终于定稿了。交作业那天有几个女同学看到了，都说我很厉害。我一时夸下海口，说这篇文章可以发《社会学研究》，有人随声附和，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当然，我也只是说说而已，毕竟这篇文章真在《社会学研究》上发出来也是将近两年之后的事，那时谁也没料到；但这是我的能力的证明，让我更有信心。
系庆之后不久，我们系的原系主任何肇发老师去世了。我们班的学生和何老师关系特别好，经常轮换到他家照顾他和他夫人莫老师。何老师一向对我青眼有加，时常和我说起往事，他游历国外的见闻，学术上的见解，中国重建社会学过程中一些不为外人所知道的内情，对时事的看法，等等。说到建系之初，中大社会学的特色定在社区研究上，现在系里得力的老师都不做这个了，他就很是难过。当时为了安慰他，我说以后我们这些学生会研究这个方向的，他很高兴，并借了我一本New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Community。可惜我后来的兴趣转向了社会理论，从未对社区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何老师的去世对我触动很大，因为他那时在我心中代表了一个学者的一生。
那年寒假，我去了北京上新东方的GRE班。回头想来，那是我刻下这种漂泊状态的开端。几乎是在我喜欢上社会学的同时，我就想到美国去留学，去上GRE班，表面上看起来是我做了要去留学的决定，其实在我心中那是将我一生投身于学术的决定。疏懒如我，在新东方也学不到什么，倒是和同住的好友陆迎春好好地感受了一趟北京。不过最重要的收获还是认识了几个朋友。到北京之前，因了我师妹吴玲的关系，我在北大的未名BBS上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在中科院半导体所的澜清兄，北大社会学系的樊志兄和孙飞宇兄。他们都对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有浓厚的兴趣，平时在网上灌水聊天和很谈得来。我去北京是澜清兄接待的，抵京次日，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交换了很多对学术的看法。我不知道那些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教徒遇到同伴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我那天晚上，在一家蜀菜馆里，强烈地感受到被认同的满足和共鸣的快乐。这对我日后坚持看书写文章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网络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在中山大学这样一个外人看起来商业气氛比较浓厚的高校，怎么会养成对学术的这种嗜好和执着。我想，尽管我敬爱的母校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老师，有很多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者，但网络容许的交往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无需否认，除了大三下学期在读书小组的时间里，我是孤独的；没有同学和我讨论学术问题。但网络给我提供了可能，主要的阵地是中山大学的逸仙时空、北京大学的未名空间和西祠胡同的"社会学天地"。未名空间使我认识了很多在北京的朋友，他们都非常优秀，对学术有近乎信仰的执着，而且，他们乐于和我讨论，并给予我帮助。比如澜清兄曾多次帮我复印资料，李康老师（也是在未名上灌水才认识的）悉心指导我写的论文等。后来，我在广州的朋友（杨昂兄和郑立跃兄）去了北京，我们也主要通过未名相互联系。我当过逸仙时空的社会学版版主，在上面认识的朋友主要是杨昂兄和陈畅兄。杨昂兄当时在法律系读研，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研三了。有次他在社会学版上问了一个有关韦伯的问题，我就自己有限的所知回答了，后来就因此结交，变成很好的朋友，不止是学术上，生活上也是。陈畅兄是哲学系的研究生，因为我大二暑假看完胡塞尔那本《超验现象学和欧洲科学危机》之后写了一点读书笔记贴在逸仙时空的哲学版上，被他看到了，开始留意我，后来也就成了好朋友。西祠胡同则是师妹吴玲介绍我去的，在那里认识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蒋超兄和姚俊兄。蒋兄去年到广州开会时曾顺便看望了我，而我前几天去南京，也蒙姚兄做东招待。
大三下学期是我大学中最充实的一段日子了。那时我在网上和陈畅兄商量弄个读书小组，他很是同意，于是行动起来。最初确定的成员有哲学系的夏可君老师、王建光兄、陈畅兄、杨昂兄、陈胜师兄、我的同学韦莹和我自己；还邀请了王宁老师当指导。后来陈胜师兄因为忙，对社会理论也没多大兴趣，就退出了；王老师则要去珠海校区上课，我们怕他太累，所以后来也没敢请他。杨昂兄当时已经研三，考上了人民大学的博士，有很多事情忙，时去时不去的。这样一来，读书小组最终只剩下5个人。"理想社会"的主题是我提出来的，夏老师也同意，所以文本的选择就确定为《理想国》等。夏老师给小组起了个有学问的名字，叫NC小组，也就是nocturnal
committee。小组持续了一个学期，读完了《理想国》和《法律篇》的一半。在这期间学到的对文本的投入和夏老师只认知识不认权威的态度让我受益匪浅。
2002年3月间，接到《广东社会科学》的编辑的email，说是我投的那篇被学报退稿的文章已经通过评审，要刊登出来了。这时学报退稿对我造成的打击才完全恢复过来。大三下学期写了我的第五篇学术论文：《分离与回归：论市场的人格》，后来作为讲稿在哲学系的青年学术论坛上交流。虽然参加的只有几个熟悉的老师和朋友，但无疑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这篇文章后来也发表在世纪中国上。期末的时候，写了城市社会学的课程论文：《城乡心理与生活世界：从齐美尔到舒茨》，这篇文章先是发表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上，后来又发表在《人文杂志》上。到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正进了社会学的门，但仅仅是入门而已，要走的路还很长。
大四是在繁忙和焦虑中度过的，几乎没看什么书。那时一边在《南方周末》里面兼着做一些城市版的编辑工作，一边准备申请材料。10月底申请材料寄出之后，又忙着和国外的老师联系，之后便一直处于对不确定的恐惧之中。这个过程认识了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读书的李猛老师。李猛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他在email中对我的安慰和开导让我非常感激，对社会学的爱好又执着很多。当时我在个人陈述中写到，从事社会学研究对我来说不是一种profession，而是calling。时至今日，我仍认为这是我的心声。今年春节，李康老师回老家，他是我的老乡；约我到他家见面。我和四哥一起去了李康老师家，相谈甚欢。他指出我以往一些文风的毛病，也给我的毕业论文提了很好的意见。
由于某些原因，我在今年2月底陆续收到UIUC、Wisconsin－Madison、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拒信，留美一路已绝，一年多的期待顿成泡影，对我的打击尤其大。构思了很久的毕业论文也迟迟未能动笔，直到3月份，时间已经很紧逼才开始。那时我总算勉强压制住心中的落寞和烦躁，在系里的英文资料室中查找文献。那段日子恐怕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幸福时光了，一个人对着满满两屋子书，安安静静地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心里别提多满足了。
回望这几年的历程，我对生命的混沌感到无比敬畏，对学术的崇高感到无比敬畏。如今，我成为一个圈子外的学术游魂，寂寞而无助地怀念着过去的幸福。当我想看书已经没有那份心情，当我想写论文已经找不到资料，当我想查文献已经用不上相关数据库，我没有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而是深深佩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那些我曾经苦苦追求的，眼前全成了我痛苦的根源：如果我没有看过那些书，如果我没有写过那些文章，如果我没有得到那些期许，如果我没有那些抱负，那么，我也许可以安心在天河区委宣传部当一个无忧无虑的职员，或者在《东方早报》当个有说有笑的文化记者。可是我心里存了那么一个信念，存了那么一种追求，执着的人是悲哀的罢！想起杨昂兄曾经用过的一个签名档：我恨我痴心，脆弱而执着。人生么，总是这样吊诡和无奈！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03届毕业生李继宏于2003/7/27凌晨0点42分，绝望彷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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